人生独立须正名
张爱玲说：“为人取名字是一种轻便的，小规模的创造。旧时代的祖父，冬天两脚搁在脚炉上，吸着水烟，为新添的孙儿取名字，叫他什么他就是什么.”读到这里，我不禁对过去的好时光心驰神往。
我女儿的三个英文名字全是自己起的。三岁时在北京上双语幼儿园需要一个英文名字，她自作主张要叫“苹果”（Apple）。一年后到了新西兰，有个同学的家长对我说：“这名字太美国了。”我这才知道当年有个美国明星给女儿起名叫苹果，新西兰人民大概不喜欢这种标新立异。
一年后我们去了加拿大，注册上学的时候她提出改叫撒丝基亚（Saskia）。原来在新西兰有一位叫撒丝基亚的同学，我女儿对她极其仰慕，人家却对她不理不睬。如今换了新环境，怨念让她奠出终极杀招：你不理我，我自己做撒丝基亚。
但她逐渐发现这个名字不适合她。经常有人问：你怎么会叫这么个名字？你家是从哪儿来的？问得人多了，她上网一查，才知道撒丝基亚起源于荷兰，只在北欧小范围使用。再回想自己当年的偶像正版撒丝基亚，端的是北欧人的样貌。 不过，偶尔也有人一见到她就热情地攀老乡，以为她也是从Saskatchewan（加拿大中部的一个省）来的。
我女儿总结出的教训是：中国人的英文名既不能太大众，也不能太小众。四年后我们去美国，她趁机给自己起了第三个英文名：Vanessa。
近年来，在北美生活的中国人越来越不在意英文名，这是因为多元文化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从前，如果老外读不准中国名，我们就觉得自己有问题；现在，如果中文发音令他们困惑，那是他们应该去勤学苦练。姚明就是姚明。如果粉丝大喊“要命”，那么是粉丝需要提高。
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去年夏天我女儿突然提出：要把名字正式改成瓦耐萨。
在英语国家上学，报名表上一般列有这样几项：名（first name）、姓（last name）、中间名（ middle name）、常用名（ preferred name）。“名”和“姓”是法律认可的，“常用名”是课堂上使用的。这种法律名与常用名分开的情况，在小学还不成问题，因为小学时代一个老师只教一个班。到了中学，一个老师教好几个班，学生再有两个名字，实在是给老师添乱。我女儿的名是Yu，同年级还有一位同学姓于（Yu），她俩的考试成绩经常被张冠李戴。另外，Yu的发音有点像“你”(You)。有时老师想请“你”回答问题，全班同学你看我，我看你，互相推诿。Yu同学说：再不改名，她就成全民公敌了。
我说：你想改就改吧，需要我做什么，我会配合。过了几天，她给我一份自己填好的表格让我签名，内容是我和我先生申请为我们的女儿改名。我说：“不是你自己要改吗？”她解释说：她已经做了功课，因为她还不到十八岁，所以必须以父母的名义去申请。我只好违心地签了。接下来“我”需要登报公示。当然报社是她自己联系的，我只需提供信用卡号码。一个多月过后，法庭通知我开庭日期。我和我先生必须在指定时间到庭，向法官表明我们莫须有的意愿。不巧的是，开庭前两个星期，我先生临时有事改了行程，无法出庭。Yu同学坚决不肯推迟开庭，因为她下个月要考驾照，她必须以瓦耐萨之名拥有人生中的第一份驾照。我这才发现她的计划不是一般的环环相扣，而我们此时只剩下一个选择：聘请律师代表我先生出庭。我开始后悔当初装潇洒，以至一步步越陷越深。她却在这时煽动弟弟改名，理由是：你看，改个名多麻烦，你要是不趁这次机会和我一起改，将来等你想改名的时候，妈妈肯定让你等到十八岁。好在弟弟没有受其蛊惑。但我不得不说：她的预测相当准确。
请律师的过程倒是相当简单，除了签支票的时候略感心疼。2016年7月份的某一天， Yu同学进了法庭；半小时后，瓦耐萨扬眉吐气地走了出来。当天中午，于小姐发来贺电。过去的一年中，无论是姓Yu的还是叫Yu的，每次在考试中认为自己的成绩不该如此之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老师核实。因为这种奇妙的缘份，两个女孩儿倒是成为了朋友。
秋季开学之后，瓦耐萨同学表示：感觉好极了。每次老师喊“瓦耐萨”，她恨不得连答三声“到”。那么一种名符其实的感觉，那么一种对作品拥有著作权的感觉。我这才意识到她改名的复杂动机。我心中隐隐作痛，但是我没有流露。我自认为表现得大方得体，就像被误发了小金人的《爱乐之城》剧组。
到了报税的季节。填税表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向税务局申报Yu已经变成了Vanessa。我的结论是没有必要，因为我还没有给她改护照。至于改护照的事儿，当然要留给她自己十八岁后去处理，而到了那时，Yu也不再需要作为家属出现在我的税表上。仅需两年，瓦耐萨就将另立门户，独步江湖。
一转眼，又到了报税的季节。今年一定要考虑是不是该让瓦耐萨同学另立门户了。
没有什么比这让我更清晰地认识到：孩子只是父母生活中的过客。
Vanessa同学与妈妈签的合同
生活的善意与敌意
在我上大学的八十年代，中国人所能享有的迁徙自由少得可怜。记得那时针对出国留学有个规定：大学毕业后如为国家工作不满六年，出国留学需交培养费（大学毕业生一万元，研究生二万二）。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万元户”就是有钱人的代名词。我的一个同学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东拼西凑到“赎身费”之后仰天长叹：“终于和这个国家一拍两散了。”
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下，我想当然地把行走天下看作一种特权。那时候我最喜欢的歌是崔健的《假行僧》：“我有这双脚，我有这千山和万水”；以及齐豫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远方代表着理性，只有见多识广才有可能战胜偏居一隅带来的愚昧；远方也代表着个体自我的确立：一个人上路，把家庭、社区加给你的集体自我抛在身后。
我们家从2005年开始了移民的旅程。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先去新西兰，又去加拿大，再去美国。和我的愿望相反，我女儿并不为自己能够行万里路而感到自豪，反倒会为经常与朋友分手而感到焦虑。她曾在一篇“个人陈述”中写过一段话：“每一次，当我刚刚融入环境，我妈就要把我扯走，就像撕下一块创可贴。”这篇“个人陈述”因为足够“个人”，深得英文老师喜爱。
当我们聊起这些年的足迹时，我女儿会用颇为沧桑的语调细数自己转过多少个学校，又会用极其羡慕的口气谈到她班上有些出生在加拿大的同学最远就到过几十公里外的白石镇，最后信誓旦旦地表示：“将来等我有了孩子，孩子十八岁以前绝对不搬家。”
北岛有一篇文章《古老的敌意》，灵感来自于里尔克的《安魂曲》：“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古老的敌意”这个表述，成为我看待亲子关系的一个视角——尽管我对“敌意”的理解也许与诗人们相去甚远。
生活的善意，就是父母竟然能够为孩子创造出父母心目中的理想生活；生活的敌意，就是在上一代人努力奋斗的过程中，下一代的人生起点已经悄然改变。子女站在父母的肩膀上，并不心存感激。
作父母的不必抱怨，只需要理解：这就是生活的“古老的敌意”。
我曾经关注过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Shigehiro Oishi的工作。在一篇发表于2010年《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的文章中，Oishi及合作者报告了一项长达十年，访问对象多达7108位成年美国人的追踪调查。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在童年时代频繁搬家的孩子，长大后幸福感相对较低。
这个结论并不让我吃惊，但却不让我满意。影响一个人幸福感的原因应该不止有一个，遗传因素就不应忽视。医学界认为人体内一种名为“5-HTT”的基因就与情绪密切相关，这种基因变体的不同长短组合能影响生活的快乐程度。假设一对父母的基因里就有不快乐的成分，这对父母一方面经常搬家以追求更快乐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把基因传给了子女，那么子女成年后体现出的较低的幸福感，到底应该归罪于哪个因素呢？
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的提出，基于部分美国人频繁迁徙的现实。当迁徙的权利不再成为问题，对迁徙的焦虑就成了问题。
除了上述有争议的结论外，Shigehiro Oishi教授还有很多靠谱的结论，比如他总结出频繁搬家的人（high movers）比起基本不搬家的人（low movers），在消费上更倾向于选择连锁品牌。仔细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有一次，我女儿偶然提起：当年我们住在温哥华的时候，经常从温哥华开车去西雅图玩。刚一过美加边境，在一个叫布莱恩的小镇，有一家披萨店，那家店里有一种叫做“阿尔弗雷多鸡肉饼”的披萨。回忆往事时，她脸上的表情似乎告诉我：要是有朝一日能重访小镇，再吃一次别处吃不到的“阿尔弗雷多鸡肉饼”，她一定能感受到极大的幸福。
2013年夏天，我们从洛杉矶去温哥华旅行。我特意买了洛杉矶—西雅图的往返机票，为的就是可以驱车重返边境小镇布莱恩。在我们不断漂泊的人生中，能够刻意去体会与一个特定地方的独一无二的联系，是多么宝贵的经验啊！当我女儿心满意足地享受着来之不易的“阿尔弗雷多鸡肉饼”时，我怀着浪子归来的柔情，嘴里哼着崔健的“又推开这扇篱笆小门，今天我回归”，在店里东张西望。
我在柜台一角发现了一张宣传单：“我们接受加盟。”
刹那间，我感到后背一阵阴风吹过。我一直是“经济全球化”坚定的拥趸。为什么这一次，一想到可以在任何地方吃到“阿尔弗雷多鸡肉饼”，竟有一种如临深渊的感觉？
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女儿正在和弟弟争论最后一块披萨属于谁。
转眼一年过去了，2014年春天我独自一人去温哥华出差时，毫不意外地发现该品牌在温市已经至少开了两家店。它会像必胜客一样发展壮大成为全球连锁品牌吗？它会一路向南，所向披靡，一直将触角深到我们所居住的南加州小镇吗？
生活的善意与敌意，伴着我们一路前行。
饿饿饿，曲项向天歌
我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我送她去上中文学校。那个学校使用的教材已经在努力贴近海外生活场景，但仍然有些表达让从小在海外长大的孩子难以理解。比如有篇课文写到某个已故的中国领导人去看望华侨，文中写到老华侨感动得泣不成声。小华侨们读到这里则面面相觑，不解风情。那个学校教中文的老师对自己所教科目也怀有谜之自豪。我们报名的时候，老师一再责怪我来晚了。“怎么这么大才开始学中文呢？”她高高在上地打量了一下未开化的野蛮小孩，目光中充满怜悯。在我的百般威逼利诱下，我女儿勉强坚持了一年，后来说什么也不去了。她说中文老师喜欢“pisses me off”。大概意思就是老师总说让人扫兴的话。从教材到教法，总让人感受到一种人格上的不平等 。
就这样，我女儿放弃了正规的中文学习。我对此多少觉得遗憾。不过，虽然读写不行，她的听说能力还保持着，尤其是听力。这是因为我的英语口语始终不过关。我们家的日常沟通总是孩子们对我说英语，我对孩子们说中文。我们彼此都能听懂对方，又都用自己最熟练的语言来表达。
加州高中毕业的要求之一，就是修满三年外语课。我女儿高中的世界语言部有西班牙语、法语、德语、中文、日语、拉丁语等等。我觉得这是个学中文的好机会。公立学校的教材都是由州里指定的专家审定，老师也都是在美国受过教育并拿到教师资格，应该不会像业余中文学校的老师那样动不动就piss off学生。但我女儿说学校教中文的老师不欢迎华裔学生来选中文课。老师认为华裔本来就有中文基础，选中文课就是为了混学分，所以华裔在他的课上很难得A。我觉得这种想法没有道理。像我女儿这样从小在海外长大的，中文水平十分有限，和非华裔的孩子能有多大差别呢？
不管怎样，我女儿选了西班牙语。学校开放日那天，我去旁听了西班牙语课。西语老师给家长演示浸入式教学，整节课上连说带唱，上窜下跳，让我深深觉得教西语是个力气活儿。奇怪的是，下了课后我感觉能量倍增，仿佛得到了西语的加持。我估计即使受过美国教育的中文老师也达不到西语老师的课堂效果。中文本身就不是热情奔放的语言。
我女儿还利用10年级和11年级的暑假去社区大学修西语。社区大学的暑期课是密集型的。两个暑假下来，她已经修完了西班牙语4，超出了高中毕业所要求的西班牙语3。按课程描述，她应该已经能够在西班牙语国家工作、生活了。加州的搬家、装修、清洁、园艺等行业有大量的西语裔从业人员。有几次，我专门把女儿找来，希望这个双语人才能帮我与西语裔人士沟通。结果我发现她的破碎西语和我的破碎英语在实践中效果差不多。我开始怀疑她成绩单上的A的含金量。莫非西语老师也是对混学分的西语裔十分严格，对非西语裔学生鼓励为主？
高中最后一年，我女儿打算考SAT 2 西班牙语。她已经学到了西语4，按道理说考西班牙语是顺理成章的，但她翻了翻试题，觉得没有把握。正在苦恼中，有一天看到自己的美国同学在复习SAT 2中文，她这个从没系统学过中文的人，居然能给美国同学支招儿，她这才发现自己的中文水平其实不低。
我听说她要考SAT 2中文，差点笑出了声。就你那中文水平？也就相当于国内重点小学三年级吧？没想到成绩出来，她居然得了790分（满分800）。我实在感到难以置信。后来我找了张试卷看，这才明白她这790分是怎么来的。首先，试卷全文（包括题目和答案）都是有注音的。简体字版有汉语拼音注音，繁体字版有台湾式注音。这就解决了我女儿不能读写的问题。其次，考试的内容很多都波及到日常生活。比如有一道考量词的选择题。题目是：“你有一( )领带”，答案是：A.张，B.条，C.头，D.个。作为在中国家庭长大的孩子，就算从未正规学过中文，也知道领带的单位是“tiao”。
我不得不感叹耳濡目染的力量。如果没有一个说中文的老妈，要想知道描述领带的量词就只能背单词。再回想她高中的中文老师，方觉得他对华裔学生的逆向歧视也不无道理。同时，我也感叹从无到有学习另一种文化的难度。如我女儿这般热爱西班牙语，在社区大学的西班牙语4都拿了A，最终刻苦习得的西语还是赶不上耳濡目染的中文。
我儿子小的时候，我教过他几首唐诗，但他一转身就跟姐姐用英语吐槽，说唐诗多么地荒谬，不make sense。我曾经也为一个好端端的中华男儿不会说中文而感到忧虑，但是有了女儿的前车，我就比较淡定了。“小样儿。瞧不起你母亲的母语是吧？最终你也逃不脱拿中文当第二语言的宿命。”不久前的一个周末，他刚过上午十一点就要吃午饭，当时我正忙着别的事，就说：“你不是早上九点刚吃过吗？现在怎么可能饿呢？”他知道中文不是一种讲道理的语言，一着急就仰起脖子说："饿饿饿，曲项向天歌。"
笨蛋，问题是语言
我曾经凭借在语言上的进取精神修好了马桶。
事情是这样的：几年前，我搬了一次家。入住第二天，家里三个马桶就有两个出现水箱不停流水的毛病。此时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归位，千头万绪，哪件事都刻不容缓。我只好把那两个坏马桶的入水阀关上，要求大家使用唯一的可用马桶。拖延的结果，是这种安排在我看来十分合理，以至于我都不想修马桶了。过了一个星期，孩子们不干了，要求我当天必须把马桶修好。
我从Yelp （美国版的大众点评网）上找了评分最高的一个维修公司。电话打过去，对方说会先派一个维修工过来估价，估价是免费的，是否继续做全凭我自己。过了半个小时，一个挺帅的黑人小伙子来敲我的门，波罗衫上绣着该公司美观大方的商标，看上去十分正规。小伙子作势察看了一下马桶，然后用沉痛的语调告诉我:“修马桶的起步报价是每个二百五十元，两个五百元。视问题难度再往上加价。”这个价格离我的预期差距太大，我虽然不知道怎么修，但基本的判断还是有的，无非就是某个零件老化了，换一个就行。我只是不想花时间去琢磨换什么以及怎么换。如果让我花一个小时去研究这件事，我宁愿花一百元钱让专业水暖工替我换。但是五百元......我的时间有那么值钱吗?
我决心自己上网搜索。现在网上真是什么都有。我女儿通过看YouTube 学会了织帽子,这在我成长的年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我们当年要学点手艺，都得拜心灵手巧的邻居为 师。师傅在收徒前还要先考察你是不是那块材料。因为师傅的声誉很重要，万一你学歪了，就毁了师傅的一世声名。哪像现在？会点三脚猫功夫就要在网上开教学视频，入学无门槛，只要能贡献点击率就成。
但是我怎么开始搜索呢？因为我不知道要找什么。表面上看是修马桶的问题，实际上是词汇量问题。
我先用“toilet”、“leaking”(马桶、漏水)两个关键词找出一些视频，都是教人怎么把马桶从地面上拆下来。过程中出现大量生词，什么 putty knife、slotted screwdriver、pivet arm......要把这些全都弄懂起码要一、两个小时，如果不做专业水暖工以后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我觉得必须改变搜索策略。我打出了how to repair a toilet that...... (怎样修一只......的马桶)。我刚打出 that，奇迹就出现了，搜索栏里自动出现了三个句子:
how to repair a toilet that leaks.(怎样修漏水马桶)
how to repair a toilet that clogs.(怎样疏通马桶)
how to repair a toilet that keeps running.(怎样修长流水马桶)
看来懂语法还是管用的。通过研究这三个句子，我意识到我的问题是动词用错了。
我的马桶是水箱漏水，这叫keeps running，如果说leaking，那意味着马桶和地面连接处 漏水，当然需要拆马桶。这时我开始原谅那个上门的小伙子了，他大概也是受了我的误导，因为我在报修时用了leaking（漏水）。漏水就要拆马桶，拆马桶起步价250元。
但是，这些修水箱的视频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因为教学视频里的水箱和我家里的不一样。我家这种水箱叫什么呢？问题回到词汇量。
这时我在旁边的竖栏里看到了著名连锁店Home Depo 出品的修马桶视频。Home Depo是建材供应商，视频内容涉及产品应该比较全面。我点开这个视频。果然，这个视频涉猎广泛，从马桶常见的三种毛病谈起。对我来说，这相当于回到了“上一级菜单”。好不容易 耐心等到修水箱了，我家这种水箱还是没能出镜。
虽然没有提到我家的水箱，但我知道了与上水有关的一个零件叫valve(阀门)，于是我试探着打出了:how to change a valve in......(怎样换......的阀门)。刚一打出 in，搜索栏里自动出现如下句子:
how to change a valve in car(怎样换车里的阀门)
how to change a valve in toilet(怎样换马桶里的阀门)
how to change a valve in shower(怎样换淋浴里的阀门)
how to change a valve in pressure cooker(怎样换高压锅里的阀门)
当然是马桶。我点开马桶相关视频，虽然示范用的马桶水箱还是和我家的不一样，但是我进一步了解到水箱里有两个阀门，一个是fill valve(上水阀门)，一个是 flush valve(冲水阀门)。
我凭常识判断：既然是马桶长流水，那一定是冲水阀门坏了。于是我打出了这样一个句子：how to replace the flush valve in（怎样更换¼里的冲水阀门?)
刚打出in，又出来十几个答案。此时我愈发感到英文语法适合我的认知过程：它能用我已经掌握的单词引诱出我尚未掌握的单词。我浏览了一遍in引导出的几个名词，果断选择了Canister/Tower style toilet。点开视频，果然Canister(俗称塔式)水箱跟我家的一模一样。这种水箱中间有一个圆筒，叫做valve，而我需要换的只是圆筒最下方的那个橡皮圈(seal)。
我到Home Depo 花了十块钱买了两个橡皮圈，把马桶修好了。按照视频制作人的说法，这种橡皮圈五年就会老化，所以修理我家第三个马桶的机会也指日可待。我不是仅仅省了五百元块钱，我是省了七百五十块，甚至更多。
从今以后，再遇到生活中搞不定的事，我就可以自豪地对自己说：
“笨蛋，问题是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