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美生活近二十年，因为买中文书不易，我已经很少阅读中文。前几天，朋友给我寄来一本野夫在美国出版的《故交半零落》，并且给我简单介绍了野夫的经历，特别强调了他的书无法在中国出版，既因为书的内容，也因为野夫这个人。Chinese diasporic writing（中文离散写作）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内容。但以往的离散写作多是以华人背井离乡思念故土为主要内容。近年来由于中国对于出版的控制愈发严格，很多思想尖锐的作者被封杀，意外导致中文离散写作的阵容迅速壮大，内容日益多样。
Diaspora源自希腊语。在英语中的第一次出现，是指被迫离开故土，散居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该词后来扩展到其它族裔，举凡远离祖辈家园的人，都可以被称为diaspora。Jonathan Locke Hart在 “Introduction: Chinese diasporic writing”中介绍到：这个单词在1690年以前以大写字母开头时，指的是生活在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而在1740年以后以小写字母书写时，指的是任何生活在其起源地或故乡之外的族群。Amy Chang Chien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的一篇文章中也谈到：Diaspora如指犹太人以外的其它族裔，则前面需加一形容词。比如海外华人就可以称为Chinese diaspora。
根据2019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离散群体，总人口为1750万，其次是墨西哥，总人口为1180万，第三是华裔，总人口为1070万。看来，对于人口庞大的族裔来说，背井离乡是常见现象，离散写作也就不足为奇。不过，与固守家乡的主流人口比，选择飘泊生活之人终是少数。既然选择做少数，那么就一定有故事。拿到野夫这本书，我先读了一下序和目录，确定应该从《甲午飘零纪事》开始读。果然，这篇文章成了我理解野夫的举目之纲。
甲午指的2014年。这一年的五月份，十来位老朋友在其中一位的家里，举办了一个纪念六四的座谈会。这样一次私人性质的聚会，竟然遭到当局的镇压，多位组组织者和参与者遭到刑拘。野夫作为参与者，也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去接受问询。这次活动之后，野夫的作品就再也不能在中国出版了。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负责询问野夫的警察比野夫要年轻十来岁，他“语重心长”地对野夫说：“国家的事，咱们做不了主……你们这一代也要翻篇才行，不能给政府添麻烦。”（第187页）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思考：在当今的中国，很多年轻人完全不知道六四，我们这一代虽然经历过但很多人选择遗忘。当然，也有人拒绝翻篇。那么，这些少数派拒绝遗忘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野夫的文章里写到两位组织者。一位是郝建。这是一位电影学院的教授，他的堂弟死于六四。他既是此次聚会的组织者又是场地提供者。另一位是徐友渔。这是一位研究语言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学者。作为文革的见证人，徐友渔一直用他的研究“挑战着新左派那些为极权辩护的伪学者”（第191页）。参与者中有一位浦志强，这是当年广场敢死队的一员，后来成为著名维权律师。野夫本人在六四发生时身为警察，因为同情学生而辞职，后来参与救助民运人士，又因为被朋友设计陷害而被捕，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判刑6年。这些人是当今中国六四纪念者的典型代表。他们有的出于具象的原因，有的出于抽象的原因。他们是有思想、有感情、有灵魂的人们。
作为一个跟六四并无直接关系，并且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移民，我对六四有一些别样的思考。我1988年从大学毕业，在日本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找到了工作。我们的办事处就设在北京饭店，离天安门广场一箭之遥。1989年学生们在广场游行、绝食的时候，佳能公司正打算在中国开办第一家墨盒组装工厂。日本老板很担心动荡的中国局势会妨碍投资的顺利开展，于是派我去广场上打探消息。我很高兴地承担了这件工作，因为我可以动用锁在柜子里的最新款佳能相机。我虽然不是学生，但毕竟刚毕业不久，心里是同情学生的。运动遭到镇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情绪十分低落。更让我困惑的是，佳能公司的最高领导人竟然急不可耐地访问了中国，表示继续投资。当然，中国政府也用格外优惠的政策奖励了他们的友好姿态。我的日本老板安慰我说：眼光要放长远。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出现了中产阶级，民主是一定能在中国实现的。
然而历史却和中国开了一个玩笑：当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中产阶级大量涌现之后，民主仍然在中国遥遥无期。问题出在哪儿呢？我对此有一个假设，只是我缺乏社会学训练，不能进行系统研究。我的假设是：这恰恰和Chinese diaspora有关。在全球化以前，如果一个国家内部的中产阶级有了经济实力，他们自然就会要求一定的话语权，经济改革的动力就会推动政治改革，从而在专制体制内部撬开裂缝。自从中国加入了全球化，有了人员和资产的移动自由，人们就不再致力于在内部从事抗争，而是大不了一走了之。同时，diaspora也有筛选的作用。有反骨的走得越多，留下的人口中顺民的比例就越大。
我自己也是2000年后受益于全球化而移居到北美的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一员。在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并没有很多政治考量，只是简单地把自己的动机解释为：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机会。然而在北美生活多年，力图甩掉母国的印迹，挣扎着转型用英文写作，我却愈发意识到：有一个正常化的和世界文明接轨的母国，对于Chinese diaspora来说是多么重要。2019年使全球几乎陷入停滞的新冠疫情更使这种认识得到加强。2020年我为Newsweek写的文章“I Witnessed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Global Backlash. Coronavirus Makes Me Fear for China Even More,”就表达了这种担忧。当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中国一度陷入闭关锁国的危险之中，然而过后却以加速实现了对外改革开放。新冠疫情之后，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再次成为悬念。我无法想象下一代中国人会像我们当年那样，再经历一遍改革开放。
无论是福是祸，中国目前的格局把我们都塑造成了Chinese diasporic writing的一员。希拉里·普特南 (Hilary Putnam)说过：.“一个人的推理规则是另一个人的否定规则。”(One man's modus ponens is another man's modus tollens ) 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会将某个条件视为确认结论的有效理由，而另一个人则可能将结论视为否定前提的理由。近年来我愈发感觉到海内外中文环境的隔膜。即使家人之间，尽管大家都讲中文，却经常完全无法交流。面对相同的证据或前提，各人会由于不同的推理过程或对论点的不同侧重而得出相反的结论。
而另一方面，成为Chinese diasporic writing的一员，又给了我们接触更广阔的世界的机会。在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我经常能在跨越时空与种族的前提下发现人性的共通之处。野夫在《人杰施明德》中谈到施明德的经历：“26年深牢大狱，无数次的酷刑和绝食，好多回的送医抢救和强行灌食，只有那些真正的过来人，才知道其中的苦处和艰难。”（第4页）。不久前，听到苏联钢琴家Pavel Kushnir因绝食而死的消息时，我也曾深有感慨：在一个虚拟现实日益取代真实体验的时代，库什尼尔的牺牲强调了一个深刻的事实：现实世界因信仰而产生的冲突，仍然涉及到切实的、血肉之躯的代价。
野夫新书《故交半零落》，美国鹿津出版社，2024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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